杨绛先生的《老王》一文入选沪教版、人教版、苏教版、鲁教版等多种教材，这篇文章展示了底层人的善良人性，打动了无数人的心。我听过很多这篇课文的公开课观摩课，每节课基本上都是先整体感知全文，了解老王的“苦”与“善”，接着从描写的角度品味老王善良的心灵，并探究作者“愧怍”的原因，最后拓展延伸出要关心社会底层人物的主旨，这样的课初看水到渠成，但往往在探究“我”为什么“愧怍”时力不从心，只能浅尝辄止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原因就在于我们只是就文论文，并没有真正走进文本的“心”，更没有走进作者的“心”。
一次听过课后，我听到两个学生的对话，一个学生说：“杨绛一家对老王那么关心，为什么还要愧怍？”另一个学生说：“是啊，她一家每一次都给老王钱了，而且在其他人都不理他的时候，也只有杨绛一家关心他。”我当时听了心里一震，是啊，从经济上讲，确实如此，作者愧疚的终究是什么？真的如教参所说的“作者的道德观在这里起了作用”吗？真的是仅仅为了体现作者的同情和悲悯之心吗？
听着学生的话，我萌生了一个念头，金钱在《老王》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？
初看文本，直接涉及钱的有四处，分别是送冰的时候，送钱先生看病的时候，临终送香油鸡蛋的时候，最后是作者在最后反思时提及钱，由此可见，钱在文章中还是不可忽视的。
一、“钱”是展示爱心的媒介。
钱是媒介，表现了“我”一家对老王的关爱，这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良心和优雅风度的体现。当其他乘客不愿坐老王的车，我们一家却坐他的车，而且在得知老王得了夜盲症时，“我”女儿还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。老王给我们家代送冰的时候，我们不要他减半收费，送钱先生去看病时“一定要给钱”。应该说这其中有同情的成分在，但这并不是偶尔的一次两次。钱碧湘在《祸至不惧福至不喜——杨绛先生二三事》中记载了杨先生关心“大院里给许多人家洗衣的于奶奶”的事情，这体现了杨先生对待穷苦人一贯的“怜老惜贫”的态度。
二、“钱”是情感交流的鸿沟。
文章一开始说“我常坐老王的三轮。他蹬，我坐，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”。“ 他蹬，我坐”，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就表现了人物身份的差异，而不同阶层的人认知基点也存在差异，不同生活层次的人情感交流必然存在“隔”的状态。
当老王愿意给我们家代送冰并要将车费减半的时候，文中写到“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”，这句话中大家都集中在“减半收费”这四个字上，并由此推出老王的善良忠厚的品性以及作者一家对老王的好，其实，这句话的核心在“当然”这两个字上，什么情况下才会说出“当然”这两个字？只有“我”在经济或者精神处于优越的前提下才会有这样的心理，老王“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”，也许会让“我”“当然”地找到了心理的平衡点。
文学作品往往有留白之处，读者要“依据语境研究话语的真正含义，解释话语的言外之意。会话含义关注的不是说话人说了些什么，而是说话人说这句话可能意味着什么。”（着重号为作者引用时所加）（李振羽编著《语用学教程》P58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）《老王》一文尽管写得十分简约，但言外之意却十分丰富。
老王在临终之前最后一次拎着香油鸡蛋去看望“我”，老王他只说“我不吃”，这句话的文本意义空白之处在哪里？老王为什么说“不吃”？这样一个身体极度衰弱油尽灯枯似的人不正需要补充营养吗？其实，老王也许想说的是“我已经没必要吃了，或者已经不能吃了，因为我估计不行了，熬不住了。”当“我”要给老王钱时，老王说“我不是要钱”，这句话如果改成“我不要钱”，那意味可能就大不相同，因为“我不要钱”只是表明了一种态度，某“教参”解说此处时认为“他制止作者去取钱时说‘我不是要钱’，以言钱为耻，表明了他的忠厚善良”，这恐怕既与老王的身份不合，也与文本前面的情节不合，更是曲解了文意，如果按照教参解说，那换成“我不要钱”倒似乎更好。但老王说的“我不是要钱”确实留下了很大的言外空白的阐释空间，不是要以鸡蛋香油换钱，那老王来干什么？很多人在解读文本这处关节时都说这是老王来感恩的，我们不排除这一点，但仅仅是这样吗？我认为不是，“我不是要钱”，是来有事的，老王无儿无女无亲人，只有“我”一家人还同情他，帮助他，他在弥留之际硬撑着来到“我”这里，其实可能还有一个更深的意图在，就是想要向“我”一家交代一下身后事。文章最后交代老王身后事时，当我问老李老王身体的状况时，特别提到老王“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”去世的，这也可以验证老王话语背后的空白之处。当“我”一家和老王的交往没有超越“金钱”这条鸿沟时，深层次的情感交流就全部落空了。
三、“钱”是唤醒良知的醒木。
当“我”得知老王去世的消息时，“我”先是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，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，但心里总觉得不安，作者反思到“因为他来表示感谢，我却拿钱去侮辱他？”作者接着又否认了这一点。尽管作者自己否认了，但这一闪念其实还是与钱有关的，因为“我”坚持要给钱是在老王表白“我不是要钱”之后。回想文中老王送钱先生看病后老王说“我送钱先生看病，不要钱”这句话，在“我”一定要给钱后，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：“你还有钱吗？”我笑说有钱，他拿了钱还不大放心。“文革”时代的主旋律是所谓普通劳动者当家作主，其实是少数人利用运动来打击、迫害知识分子。杨绛之所以不敢坐三轮车，大概是因为当时作为知识分子，不敢“坐劳动人民拉的”车，不敢“骑在人民头上”。而默存的一条腿大概也是被打伤的。老王此时仍然一如既往地对待他们，他“哑着嗓子”“悄悄问”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他懂得换位思考，懂得尊重别人，不怕被牵累，真诚关心钱钟书夫妇的善良。这种善良在那个罪恶的年代实在是难能可贵的！从这一点看“我”和老王两人在感情的付出是不对等的。
如果把老王心中的杨绛和杨绛心中的老王拿出来称一称，应该有轻重。在老王的心里，杨绛一家人就像他的亲人——他临死之前最牵挂的亲人。即便他们是别人眼中的“黑五类”，是要打击批斗的对象，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对待他们，给精神受到巨大折磨的杨绛以精神抚慰。而在杨绛的心里，老王就是个生活在底层的普通劳动者，就是个生活不幸的三轮车夫。因此作为高级知识分子，她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这个毫无学识的可怜的人，她并没有把老王放在和自己平等的位置上去看待。所以，杨绛付出的情感顶多是同情，同情他的苦，同情他的残疾，同情他的贫困。所以面对行将就木的老王，她没有请他进屋，没有送他下楼，她不知道老王临终前真正需要的是什么！她不知道老王得了什么病，也不知道吃了什么药，甚至在老王去世十多天后竟然才从老李那里顺便知道，竟也没有问葬在哪儿。所以我们说同情与“心”相联，才是一种真同情，因为没有“心”的同情，往往对被接受者来说就构成了人格上的不平等。而杨绛正是没有做到以心换心，用平等心、真诚心、关爱心去交换一颗老实心、善良心、厚道心。所以，她才感到愧怍！
《老王》结尾原文是“我渐渐明白：那是一个多吃多占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”，作者为什么这么写？“多吃多占”这四个字就是从物质层面上说的，这与文章中多处提到钱正好呼应。后来改为“幸运者”实际上包含了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，与老王的经济上的困顿和被歧视的命运相比，“我”确实是一个幸运者！
我不禁想起屠格涅夫的《乞丐》一文，这篇文章包含了很多层意思，它写到了平等、爱心和同情，还写到了一层别的意思，屠格涅夫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我明白，我也从我的兄弟那儿得到了施舍。”为什么说，施舍者非但没有给乞丐什么东西，反而从乞丐那儿得到了施舍？我想从杨绛先生的回忆看，老王大概没有享受到“兄弟”这样的一声称呼，这样一声人道主义的精神平等的称呼是多么的难能可贵！
“我”尽管在经济上资助过老王，但也曾经在精神上俯视过老王，在老王去世几年后，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断拷问自己的灵魂，这里的“愧怍”表现的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良知，是知识分子在心灵深处对底层人光芒的仰望。
